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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的文化项目--1300年长安鼓乐传奇史

    2016-03-30 09:37  来源:艺术中国    浏览:5141次   

    早在2008年,长安鼓乐作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方周末》记者对它展开了探访之旅,揭开了它的传奇历史。

    90岁的赵庚辰是西安东仓鼓乐社的“祖师爷”。他的手骨节暴突、指节斜倾而长,左手拇指骨暴突而深凹,这是一双残损的手掌。在他的陋室,他以木凳为鼓,用残损的手掌击拍,为南方周末记者高声吟唱古曲《殿前喜》。老人双目微阖,声音浊重沙哑。《殿前喜》是古时用来在神庙前祭奠神灵演奏的曲牌,老人吟唱的时候韵律随手拍变化,无字的乐音听上去很是神秘。

    不愿他是阿炳

    长安古乐有“盛唐燕乐,御苑绝响”之称。

    1300年前从皇家宫廷流出,此后辗转江湖,多在民间和僧道间流传。

    长安鼓乐神韵召唤过不少音乐史家,中国音乐史学泰斗杨荫浏是其中之一。

    1953年7月15日-31日,时任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副所长的杨荫浏从北京到西安,西北音协组成采访小组陪同杨荫浏赴陕西周至南集贤村和东仓街采访长安鼓乐。

    此前,杨荫浏已经“抢救”出无锡民间艺人阿炳的《二泉映月》。1950年9月,杨荫浏专程去无锡挖掘和抢救民间音乐,道教音乐是他花费心力整理录制的遗产之一。杨荫浏找到穷困潦倒靠一把二胡活命的瞎子阿炳,用当时国内罕见的进口钢丝录音机为阿炳录制了他演奏的乐曲。曲子没有名字,阿炳被问起就说叫《二泉印月》吧,杨荫浏觉得太像广东音乐,就说叫《二泉映月》吧。此后,瞎子阿炳的名字和他演奏的二胡曲就被人所识。这年阿炳57岁,数月之后,在贫困交加中刚获生机的阿炳因病吐血而死。

    杨荫浏见到东仓鼓乐社的“会头”赵庚辰是在阿炳去世两年后。“他专程来看西安鼓乐的古乐谱,了解西安鼓乐僧、道、俗及各流派的风格和音乐特点。”

    “杨荫浏戴一顶灰色太阳帽,灰中式对襟布褂,黑裤,一双麻质的凉鞋,凉鞋看上去很结实,很好走路。”赵庚辰回忆见到杨荫浏的情形。那双麻质凉鞋后来被杨荫浏甩脱到地上,他和赵庚辰盘腿坐到炕上说话,赵庚辰拿出保存的西安古乐谱给杨荫浏看,他们一边说话,一边唱念,行话叫“韵曲”?

    杨荫浏看到赵庚辰拿出来的古乐曲谱说:“谱子与敦煌的乐谱相似,与白石道人的乐谱相似。”

    到西安之前,杨荫浏一直在研习宋代著名音乐家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但是苦于其玄奥而不得其解。长安古乐使杨荫浏找到了破译《白石道人歌曲》的符码。

    1957年8月,杨荫浏在与阴法鲁合著的《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一书中说:“我们现在能从实际存在的五台《八大套》和西安《鼓乐》见到宋人谱式在今天的实际应用,听到民间艺人生动的演奏。”

    1966年2月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再次提及西安鼓乐:西安鼓乐的曲牌中,有些从名称上看来,是与宋代曲子音乐有关。

    东仓鼓乐有“四宝”——唐铙、宋鼓、明谱、清梆,古老的乐器现在还在使用。

    杨荫浏关注长安古乐的挖掘和保护,也关注赵庚辰。他到东仓鼓乐社寻访赵庚辰,也是因赵庚辰跟随鼓乐大师朱桐学习鼓乐的曲子多,曲韵最好。当时赵庚辰是西安鼓乐社最好的乐手。

    “按照东仓鼓乐社排辈的顺序,明代的张魁是第一代传人,掌握八拍坐乐全套功夫;清朝的毛和尚是第二代传人,除掌握八拍坐乐全套技艺外还有法鼓段。到清末民国时期,朱桐是第三代传人,赵庚辰是第四代传人,是现今在世的惟一掌握全套长安鼓乐的老艺人。”

    西安交通大学音乐女教师马西平如是说。她是赵庚辰的关门弟子。2006年6月,马西平应邀去法国蓬图瓦兹国立音乐学院交流,她把长安古乐带到法国。

    “长安古乐在解放初期,经历了一段好时光。1950年代初期,西安的城墙四面都有高音喇叭,让赵庚辰高兴的是,每天他都能从城墙的高音喇叭听到东仓鼓乐社演奏的长安古乐。”

    马西平说,当年杨荫浏在西安的时候,对陪同的陕西民间音乐研究者李石根说:“不愿看见赵庚辰像阿炳。”

    一曲哀歌响九州

    赵庚辰开始学艺是在民国30年,其时西安城里有43家鼓乐社。

    东仓门原来是西安的一条老街,叫敬禄仓,清代是给旗人存粮的粮仓。粮仓每年会倒库,把旧粮腾空,存入新粮。巷子口有一个茶馆就零售粮仓腾出来的粮食,然而,只有旗人手里才有皇家发的俸禄票可以买到那些粮食。就在这个粮仓的里边,有一班鼓乐手,名为“东仓鼓乐社”。

    幼年时期,赵庚辰经常和小伙伴一起去“敬禄仓”看鼓乐演出,一起去的还有一个大名叫刘炽的表弟。

    鼓乐社的“会头”吕金明看见几个孩子聪明,就收了赵庚辰和刘炽,学古乐需要口传心授。开始学笙,后来学笛,再往后就是学管。师傅怎么教就怎么吹,哪个吹不好师傅就骂,“年管月笛当日笙”是说学古乐的难易程度。赵庚辰和刘炽白天要跟父亲卖豆浆、卖元宵,晚上才能去东仓鼓乐社演练,师傅每天晚上给孩子们“开谱”、“韵曲”。有捣蛋的把韵念错了,师傅的戒尺就打过去。

    赵庚辰学成是在20岁的时候,学了两箩筐的谱子,以后他成了东仓鼓乐社的一个好把式。

    民国33年,正是鼓乐在西安兴盛的时期。西安城的各个鼓乐社经常“斗艺”,“斗艺”的结果使赵庚辰感觉东仓鼓乐社的乐曲囤积量不够多,萌生再寻高师的念头。

    寻找“大师”朱桐的过程比较艰辛,赵庚辰和东仓鼓乐社的乐手们沿着渭河流域走,一边挑着担子沿途卖青苗,一边找师傅,找了两年才找到。接朱桐到东仓街的时候,90里路,乐手们抬着轿子,一路吹打,把师傅抬到东仓街。由专人供养师傅,四家乐社集资,一家50块大洋,总共200块大洋做酬资,还管吃管住。

    东仓鼓乐社在风格上属于僧派。其旨不为婚丧嫁娶奏乐,保持宫廷的庄重风格。

    只有一次例外,就是师傅朱桐去世的时候。西安的鼓乐社给朱桐做祭,奏了三天三夜,感恩、祭奠。长安古乐分行乐、坐乐。祭奠朱桐的时候,乐手们奏着古乐而行,快到坟地四五丈远的时候,平地风起,一股旋风在鼓乐手的脚下旋转,赵庚辰对表弟刘炽说:“师傅来迎接我们了。”

    说起刘炽,赵庚辰形容自己“很老实”,而表弟刘炽是“不老实的”,“刘炽比我灵性,吹的笛子比我好。”

    和赵庚辰对古乐的痴迷不同,15岁那年,刘炽腰里别了根笛子就上了延安。

    刘炽以后就没有再做鼓乐,但是他成了音乐家以后,很多作品受长安鼓乐的影响。

    现在很多听众能从经典歌曲里再识刘炽的音乐才情:歌剧《白毛女》、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和电影《英雄儿女》插曲《风烟滚滚唱英雄》以及《让我们荡起双桨》。

    但是1936年,腰间别着一管竹笛投奔延安时,刘炽只是个混沌未开的少年。毛泽东在台上讲哲学课,刘炽在台下呼呼大睡。1939年4月,刘炽考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系主任是创作《黄河大合唱》的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刘炽聪明好学,受到冼星海的赏识。而同学中就有后来的音乐家马可。

    其时边区政府要举行成吉思汗安陵仪式,上级交给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一个任务——组织乐队。乐队全是民族乐器,刘炽在乐队中吹笛子,笛子的音色比其他乐器有穿透力,刘炽的笛子就在乐队中担任领奏。有了乐队还没有音乐,刘炽就向首长建议用唢呐曲《风风铃》做安陵仪式的音乐。在东仓鼓乐社的时候,刘炽跟师傅朱桐学过这支锁呐曲。刘炽用笛子给首长吹了一曲《风风铃》,首长同意《风风铃》作为迎送灵柩的音乐。接受任务后刘炽又把《风风铃》的旋律结构、曲式进行加工、改造和丰富,使这个乐曲在吹奏时深情而悲壮。

    这首改编的曲调就成为《哀乐》最早的雏形。

    1936年4月刘志丹率红军东渡黄河,在山西省中阳县的三交镇战斗中,刘志丹牺牲。

    1942年中共中央决定将刘志丹的灵柩移至其故乡陕西省志丹县(原保安县)安葬。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承担了为移灵奏乐的任务。乐队跟着刘志丹的灵柩到志丹县,行进中乐队吹奏着《哀乐》,在《哀乐》声中很多人流着眼泪,把刘志丹的灵柩送入坟墓。

    1955年底,刘炽应邀谱写电影《上甘岭》音乐,在写到指导员牺牲场面的音乐时,刘炽又想起那首《哀乐》,他把这首《哀乐》改编成用双管的管弦乐队演奏。录音那天在场的导演、编剧、演员和摄制组的工作人员,听到演奏陷入长时间沉默,悲伤之情弥漫。正式录音时,看着剪辑的画面,听着《哀乐》,很多人流出热泪。这首感人至深的《哀乐》就成为中国人在葬仪上的追悼音乐。

    在1960年代,文炽一直是东仓鼓乐社的名誉会长。1978年刘炽从北京到西安,回敬禄仓省亲,其时,东仓鼓乐社已经解散,当年一起学古乐的人,只剩下了赵庚辰。

    1982年,刘炽再度回乡。东仓鼓乐社已经恢复,但是敬禄仓的戏楼被毁,庙宇被拆。

    赵庚辰只能在敬禄仓小学校找一间简陋的教室,率领东仓鼓乐社的乐手为刘炽演奏古曲。

    1998年,刘炽逝世,家乡的亲人赶去北京送行。刘炽安卧在花丛中,也安卧在他和马可共同创作的《哀乐》里。

    日本雅乐根在长安

    赵庚辰的手是在他离开东仓鼓乐社以后变残的。

    1957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公家对鼓乐社的资助取消。为生计,赵庚辰就放弃鼓乐去食堂卖饼。每天早上5点钟就到食堂,四个伙夫要干四袋面的活儿,每天要烤出1000个饼卖。

    烤饼的铁板,上下都有炭火,上边燃着炭火的铁盖移动要依靠一个高架的横梁,撑住慢移才能翻饼。有一次赵庚辰困倦疲乏,不小心就撞散了饼盖上的炭火,散开的火炭溅到他的手臂,给他留下永久的伤痕。

    有段时间,赵庚辰不能再摸乐器,只好挑着担子上街去卖饼。他迷鼓乐,他心里记着那些鼓曲,挑着担子边走边唱。没人买饼的时候以手作槌,在扁担上敲,在胸脯上敲。蹲厕所时,在屁股蛋上敲,爱鼓乐到痴迷的程度。

    赵庚辰一直保存着那些从他的“祖师爷”手里传下来的鼓谱。文革的时候,赵庚辰害怕那些古谱被抄走,专门在屋前搭了一个柴房,把宝贝乐谱放在筐里埋在杂草里,当时他在柴房放了两筐乐谱。都是黄宣纸,竖格,用毛笔小楷手书出来的。但是后来遇到暴雨,柴房冲塌,有些乐谱湿了揭不开,忍痛丢到火里烧了。几年下来赵庚辰保留了四本鼓乐谱,像命似的护着。

    后来有在敦煌做考古的专家,看到赵庚辰收藏的鼓谱,说是跟敦煌出土的“鼓谱”一样。

    长子赵筱民就是在那时候跟赵庚辰学古乐的。按照江湖的规矩,鼓乐是要口传心授,传男不传女,传家人不传外人,传街坊乡党,不传远亲。传谱时还要防备隔墙有耳“偷艺”。

    “因为民间鼓乐社的乐手只识‘工尺谱’,记谱方式的不精确,使一些古曲只能通过口口相传来传承,那些识谱的老艺人一旦过世必将面临鼓乐失传的境况,所以长安鼓乐的抢救非常急迫。”

    收音乐女教师马西平为弟子,是赵庚辰破除江湖惯制,为长安古乐所做的最后的工作。马西平和赵筱民跟师傅学鼓乐,先要韵曲,一首一首地记。现在马西平和赵筱民能背诵出师傅教授的很多曲谱,但是他们都担心师傅有所保留,或者来不及学到全部的曲谱。

    现在赵筱民是东仓鼓乐社的常务副社长,他带着一群学生娃跟自己学古乐,父亲就成了他们的“祖师爷”。有一次,赵筱民和他的东仓鼓乐社在西安的“大唐芙蓉园”演出,观众是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看完东仓鼓乐社的演出,华建敏跟赵筱民说:你演得很像日本的雅乐。

    日本的音乐家岸边成雄曾经告诉赵筱民,他现在操弄的长安古乐和日本的雅乐一样,是“国宝”。

    “长安古乐与日本雅乐,它们的流传时间都在1000年以上;据历史记载或民间传说,它们都是来源于唐代的俗乐。只不过长安古乐一直流传在长安,而日本雅乐却是通过唐代中日文化交流,传入日本,在日本一直保存到了今天。日本对雅乐的保护很重视,雅乐多是政府出资养着,政府会挑出专业人才,国家养起来,乐手多为公务员待遇。日本雅乐的根在中国,在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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